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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會在教委保存一段時間; 2、分數下來后,如果你對分數有異議,可以去核對分數; 3、最后時間過了,會全部銷毀的。
科舉是一種通過考試來選拔官吏的制度。
它是古代中國的一項重要發明。
科舉始于605年時的隋朝, 發展并成熟于唐朝, 一直延續到清朝末年才在1905年被廢除, 持續了整整1300年。
科舉對中國社會和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學而舉則仕”, 直接催生了不論門弟、以考試產生的“士大夫”階層。
鄰近中國的亞洲國家如越南、日本和朝鮮也曾引入了這種制度來選拔人才。
現代選拔公務員的制度亦是從科舉制間接演變而來。
發展與演變
科舉以前的人材制度
秦朝以前, 中國社會采用分封制, 選士也依靠世襲制度。
西周時, 天子以及諸侯分封天下。
周禮之下, 社會階級分明。
管理國家由天子、諸候、卿、士分級負責。
而各階層按倫常, 依照血緣世襲。
到了東周, 穩定的制度開始崩潰, 于是有“客卿”、“食客”等制度以外的人材為各國的國君服務。
到了漢朝, 分封制度逐漸被廢, 皇帝中央集權得以加強。
皇帝為管理國家, 需要提拔民間人材。
當時采用的是察舉制, 由各級地方推薦德才兼備的人材。
由州推舉的稱為秀才, 由郡推舉的稱為孝廉。
察舉制缺乏客觀的評選準則, 雖有連坐制度, 但后期逐漸出現地方官員徇私, 所薦者不實的現象。
東漢末年, 曹丕時創立九品中正制, 由中央特定官員, 按出身、品德等考核民間人才, 分為九品錄用。
魏、晉、六朝時沿用此制。
九品中正制是察舉制的改良, 主要分別是將察舉之權, 由地方官改由中央任命的官員負責。
但是, 這制度仍然存在不公平的弊病。
晉代以后, 負責中正的官員都由世家士族出任, 他們考核人材所憑準則, 僅限于門第出身。
于是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現象。
不但堵塞了民間人材, 還讓世族得以把持人事, 影響皇帝的權力。
隋唐
為了改革九品中正制, 隋文帝于開皇七年587年命各州“歲貢三人”, 應考“秀才”。
隋煬帝在大業元年605年設進士科取士, 成為以后的科舉。
在整個隋朝的三十八年內, 總共舉行了四至五次科考, 總共取秀才、進士十二人。
唐朝繼承并發展了這一制度。
唐朝的科舉分為??婆c制科兩類。
??泼磕昱e行, 制科則是皇帝臨時設置的科目。
??频目忌猩胶袜l貢, ??泼亢芏?, 依據應舉人的條件和考試內容分為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書、明算等科。
生徒是在國子監(國子學、弘文館、崇文館)、各地學館入學考試合格的學生。
鄉貢則是通過府試、州試的人, 又稱舉人;考頭名的稱解元。
通過朝庭尚書省的省試者稱為進士及第, 考頭名的稱狀元, 其余分甲第和乙第。
唐朝初年, 由吏部考功員外郎主持科舉考試, 開元二十四年(726年), 以郎官地位太輕, 改由禮部侍郎主持。
唐代科舉中最常見的科目是進士和明經。
進士一般試帖經、雜文、策論, 分別考記誦、辭章和政見時務。
明經一般試帖經、經義、策論。
所以進士和明經的區別主要在于辭章和經義。
當時人重進士和輕明經。
進士每年錄取名額不過三十人, 加上明經也只有百人左右。
除了每年的??瓶荚囃?, 還有臨時不定期由皇帝親自主持的科舉考試, 叫制科。
唐代制科的科目見于記載的就有百種, 如博學宏詞科、文經邦國科、達于教化科、可以理人科等。
參加制科的人不僅有白身, 也包括有出身和官職的人。
應試者可以由他人舉薦, 也可自薦。
開元以后, 全國參加制科的人“多則兩千, 少猶不減千人”, 所以“所收百才有一”。
考試以策論為主, 也考經史和詩賦。
錄取后“文策高者, 特賜與美官, 其次與出身”。
制舉以開元時期為最盛, 文宗太和以后就很少舉行了。
武則天主政時, 曾首創了由皇帝主持, 覆核進士資格的殿試;和取武將的武科舉。
但是二者在唐朝時并未有成為定例。
唐代的科舉仍然留有一定的舉察制影子。
例如:士子在應試前, 流行把自己的作品呈送社會名流, 希望名流能向主考推薦。
除了武則天主政的一段時間外, 唐代的科舉沒有糊名的習慣。
考官在評卷時, 考生的名聲往往是考慮因素之一。
這樣做的原意跟舉察一樣, 是希望可以兼顧人材在試場外的表現。
但同時這亦無可避免造成了不公平, 出現士子與考官之間的利益瓜葛。
到了唐末吏治敗壞時, 弊病更甚。
整個唐朝的科舉取士約一萬人。
唐代的宰相中, 百份之八十是進士出身, 可見科舉的成效。
但科舉亦并非唐代政府招納人材的唯一方法, 門蔭入仕和雜S入流也是唐代重要的入仕途徑。
到了唐代后期, 出身寒門由科舉入仕者漸多, 與世族門蔭入仕者形成兩大官僚派系集團, 互相傾軋, 史稱“牛李黨爭”。
唐朝的新科進士僅授予的官職遠較后代進士低微。
例如, 唐朝秀才科上上第授正八品上官職, 明經科的上上第授從八品下官職而進士、明法兩科, 甲第授從九品上;乙第只能當最小的官從九品下。
著名詩人王維考中狀元后當的太樂丞, 就是從八品下的小官。
因此, 唐朝的科舉類似于現代的基層公務員招考。
宋
宋代進一步改良了唐朝的科舉制度, 確立了一套相當完整的體制。
宋代改良科舉制度, 其中重要原因是皇帝欲加強對取士過程的控制, 減少考官及士子聯黨結派的可能。
自宋太祖開寶六年起, 取錄的進士一律要經過由皇帝親自主持的最后一關殿試, 名次也由皇帝親定。
自此以后, 進士都是“天子門生”, 而不再是考官的門生。
為了保證考試公平及公正, 宋朝對考試的規則進一步完善, 以免考生或考官作弊。
另一方面, 宋代取士的數量大增, 每科進士通常達數百人, 并且放寬了應考條件, 不論財富、聲望、年齡皆可應考, 對偏遠地方的考生更給予路費。
自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起, 定期開考, 三年一科, 之后為明、清二朝所沿襲, 至科舉被廢為止。
宋代的科考分為三級:解試(州試)、省試(由禮部舉行)和殿試。
解試由各地方進行, 通過的舉人可以進京參加省試。
省試在貢院內進行, 連考三天。
為了防止作弊, 考官俱為臨時委派, 并由多人擔任。
考官獲任后要即赴貢院, 不得與外界往來, 稱為鎖院。
考生到達貢院后, 要對號入座, 同考官一樣不得離場。
試卷要糊名、謄錄, 并且由多人閱卷。
而殿試則于宮內舉行, 由皇帝親自主持及定出名次。
自宋代起, 凡于殿試中進士者皆即授官, 不需要再經吏部選試。
南、北宋三百二十年, 總共開科一百一十八次。
取進士二萬人以上。
元
蒙古人不著重開科取仕, 滅宋后一度不舉辦科舉, 至仁宗延佑二年(1315年)才再次開辦。
元代科舉分地方的鄉試, 和在京師進行的會試及殿試。
元代科舉只考一科, 但分成左右榜。
右榜供蒙古人、S目人應考;鄉試時只考兩場, 要求較簡單。
左榜供漢人、南人應考, 鄉試時考三場, 要求較嚴格。
鄉試、會試考獲名單俱按種族分配。
元朝自仁宗至順帝時滅亡止, 科舉時辦時廢, 只曾舉辦約十次, 取士一千余人。
但元科舉所選人材通常并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 在元政府中產生的影響也不大。
明、清
明清科舉各級考試名稱明朝的科舉在宋代的基礎上繼續改良發展, 制度已非常完善, 規模也更大, 參加科舉的人數大增;考核的內容卻開始僵化。
明朝二百七十七年開科八十九次, 取進士一萬七千人。
清朝科舉基本承襲明制。
清開國初時曾在順治年間兩次分滿漢兩榜取士;之后改為只有一榜, 但不鼓勵滿人、蒙古人參加, 把科舉入士之途留給漢人, 即所謂“旗人不占鼎甲”。
清朝二百六十七年間開科一百一十二次, 進士二萬六千人;進士前三名中只有三人是滿人, 其中兩人是順治分榜時所取。
明清時, 正式由國家舉行的科考分為三級:
鄉試
會試
殿試
在參加正式科考以前, 考生先要取得“入學”的資格, 即成為生員。
入學有兩個途徑, 一是通過稱為童試的縣、府、院三級考試。
這是大部分士子所用的方法, 被認為是入士的正途。
另一方法是進入國子監, 成為監生。
監生中有皇帝恩準的“恩監”;因長輩曾為國建功而特準的“蔭監”;和最常見的方法:透過捐獻金錢財物而成的“捐監”。
監生雖然亦可應鄉試、會試;但一般被認為是“雜流”, 就算能考中進士, 地位也較為低。
童試
童試亦稱童子試, 分為“縣試”、“府試”及“院試”三個階段。
縣試在各縣進行, 由知縣主持。
清朝時一般在每年二月舉行, 連考五場。
通過后進行由府的官員主持的府試, 在四月舉行, 連考三場。
通過縣、府試的便可以稱為“童生”, 參加由各省學政或學道主持的院試。
清朝的院試是每三年舉行兩次, 由皇帝任命的學政到各地主考。
辰、戌、丑、未年的稱為歲試;寅、申、巳、亥年, 稱為科試。
院試得到第一名的稱為“案首”。
通過院試的童生都被稱為“生員”, 俗稱“秀才”, 算是有了“功名”, 進入士大夫階層;有免除差徭, 見知縣不跪、不能隨便用刑等特權。
秀才分三等, 成績最好的稱“稟生”, 由公家按月發給糧食;其次稱“增生”, 不供給糧食, “稟生”和“增生”是有一定名額的;三是“附生”, 即才入學的附學生員。
生員獲得“入學”的資格后, 可以到官辦的府、州、縣學讀書。
不過明清的入官學基本上只是一種形式, 并沒有多少真正的知識傳授。
入學后經過學政的選拔, 便可以參加下一級鄉試。
成績特佳的生員, 有機會被選為貢生, 成為國子監的學生。
與國子監其他“監生”不同, “貢生”是正途所出, 屬一種榮譽。
有些讀書人要多次嘗試才能通過最基本的縣、府試成為童生。
亦有人得到童生的身份后, 院試多次落第, 到了白發蒼蒼仍稱“童生”者大不乏人。
清道光年間廣東曾經多次有百歲童生參加院試的紀錄。
鄉試
鄉試是正式科考的第一關。
按規定每三年一科。
清朝時是在子、卯、午、酉年舉行, 遇上皇帝喜慶亦會下詔加開, 稱為“恩科”。
鄉試于八月在京城及各省省城的貢院內舉行, 亦稱“秋闈”。
考官是由翰林及進士出身的官員臨時擔任。
鄉試每次連考三場, 每場三天。
開考前, 每名考生獲分配貢院內一間獨立考屋, 稱為“號舍”。
開考時, 考生提著考籃進入貢院, 籃內放各種用品, 經檢查后對號入座。
然后貢院大門關上, 三天考期完結前不得離開, 吃、喝、睡都得在號舍內。
每次各省鄉試取錄的名額不一, 按各地文風、人口而定。
清朝時, 以直隸、江浙取錄最多, 貴州最少。
監生、貢生更可以離開本籍, 到京師赴考。
鄉試發的稱為“乙榜”, 又稱“桂榜”。
考中的稱為“舉人”, 頭名舉人稱“解元”。
中了舉人便具備了做官的資格,
會試和殿試
通過鄉試的舉人, 可于次年三月參加在京師的會試和殿試。
會試由禮部在貢院舉行, 亦稱“春闈”, 同樣是連考三場, 每場三天, 由翰林或內閣大學士主考。
會試發的榜稱為“杏榜”, 取中者稱為“貢士”, 貢士首名稱“會元”。
得到貢士資格者可以參加同年四月的殿試。
殿試由皇帝主持和出題, 亦由皇帝欽定前十名的次序。
殿試只考一題, 考的是對策, 為期一天。
錄取名單稱為“甲榜”, 又稱“金榜”;分為三甲:一甲只有三人, 第一名狀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 賜“進士及第”。
二甲多人, 賜“進士出身”。
三甲則賜“同進士出身”。
二、三甲第一名一般稱為“傳臚”。
殿試只用來定出名次, 能參加的貢士通常都能成為進士, 不會再有落第的情況。
能中進士便是功名的盡頭, 不能重考以求獲得更高的名次。
能夠一身兼解元、會元、狀元的, 就是“連中三元”。
明清的慣例, 殿試一甲授翰林院修撰及編修。
其他成績較好的進士亦入翰林院, 任“庶吉士”。
成績較次的進士任六部、中書、御史或知府、知縣等職。
明初洪武三十年1397年的會試曾發生南北榜之爭。
當年春天杏榜取錄的五十二名進士全部為南方人, 引起北方舉人的不滿。
朱元璋大怒, 親自查問后, 把三名主考處死, 在夏天再發榜, 所取的進士全為北方人。
之后在明仁宗時確定, 會試按地域分配名額。
在會試的試卷中加上“南”、“北”等字, 按“南六十”、“北四十”的規定錄取進士。
之后比例偶有調整, 但按地域分配名額的制度一直沿用至清朝科舉被廢。
這種制度保障了文化相對落后的邊遠省份(如甘肅、貴州、云南等)每界科舉會試有一定數量的舉人成為會士、進士, 進入政界的中高層, 有利于保持國家的統一與政治安定。
廢除
鴉片戰爭后, 科舉的內容漸漸與時代的需要脫節, 加上西學東漸和學校教育的崛起, 科舉制度漸漸衰落。
1895年, 中國在甲午戰爭中被日本打敗, 發生在京考會試的舉人集體請愿的公車上書事件。
康有為、梁啟超等舉人們的建議之一, 便是改革科舉, 興辦新學。
百日維新時, 科舉一度被廢, 但在戊戌政變后再次被恢復。
1901年, 清政府先廢除考試用八股文。
到了光緒三十一年, 即1905年9月2日, 經袁世凱奏請, 慈禧以光緒名義發布上諭明告:“著自丙午科為始, 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
各省歲科考試, 亦即停止”。
自此延續千年的科舉制度正式宣告廢除。
日落后的科舉:留學生考試
清政府雖然廢止了傳統的科舉, 但并未停止透過考試來從民間選拔人材;而科考千年來深入民心, 民間對以考試入士為官之途, 仍然有相當的需求。
在廢科舉的同時, 清政府同時制訂了“留學生考試章程”, 吸引歸國的海外留學生透過考試進入政府。
1905年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為止, 被稱為“洋科舉”的留學生考試舉辦過六次, 總共取錄了1388人。
根據規定, 在海外高等學校入學三年者可以應考。
考試分為兩場, 首場在學部舉行, 稱“部試”;次場在保和殿舉行, 稱為“廷試”。
考試內容包括外文, 以及留學生留學時所習科目。
考取者按成績及其學習專業, 分別授予各科“進士”、“舉人”等傳統科舉的身份, 成績最佳者更授予翰林編修。
當時的各式名銜包括有“格致科進士”、“工科進士”、“商科舉人”以至“牙科進士”等等。
隋、唐、宋
隋煬帝時的科舉分兩科, 一稱明經, 另一稱進士。
雖然唐代大大增加了科目數量, 但明經和進士仍是選拔官員的主要科目。
明經科的主要考試內容包括帖經和墨義。
帖經有點像現代考試的填充, 試題一般是摘錄經書的一句并遮去幾個字, 考生需填充缺去的字詞;至于墨義則是一些關于經文的問答。
進士科的考試主要是要求考生就特定的題目創作詩、賦, 有時也會加入帖經。
唐高宗時代以后, 進士科的地位慢慢超越了明經, 成為科舉中唯一的重要科目。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是進士科考生需要發揮創意方能及第, 而明經只需熟讀經書便能考上。
而且進士科的評選標準甚嚴格, 考上的人數往往只是明經科的十分之一。
當時曾有一句說話:“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 道出了進士科的難度。
另外, 在武則天時代開始, 亦設立了武舉考試, 用以挑選武官。
宋代大部份時間的科舉內容與唐代分別不大, 但王安石執政時, 曾對科舉制度進行改革, 把帖經、墨義和詩賦等考試都取消了, 改為以經義 (解釋經書) 、論 (對時局的評論) 和策 (提出解決時弊的辦法) 作為考試內容。
然而, 蘇軾等人對該項改革提出了強烈的抗議。
元
元代的科舉雖然對自身的統治影響不大, 但它的內容卻有重大轉變。
第一是科舉不再分科, 專以進士科取士。
第二是考試的指定讀物有所變動。
新的規定是, 如果經義的考試內容包括四書, 則以朱熹著述的《四書集注》作為主要的依據。
這兩項改動并沒有隨元朝而消亡, 而是成為明、清兩代八股文的基礎。
明、清
明清時期科舉考試在鄉試及會試皆以四書的內容命題, 要求考生以古人的語氣闡述經義, “代圣人立言”, 用八股文作答。
八股文有很多格式上的要求, 極為講究形式。
只有到了科舉最后一關, 用以決定名次的殿試, 才會改為考時務策問。
但是考生答策的內容很多時都并不重要, 清朝的皇帝便慣以試卷的書法取定殿試名次的高低。
熱衷科舉的人只識四書五經, 其他以外的知識, 統統都成了“雜學”, 很多讀書人都是一概不通。
諷刺科舉的小說儒林外史中便記載了這樣的一個笑話:有人對明朝的進士范進開玩笑說:“今下如果是四川的蘇軾來考, 文章亦只能是第六等了。
”范進答道“蘇軾既然文章不好, 考不上也罷了。
”原來他竟然不知誰是蘇軾。
而就算是對四書五經的內容, 科舉亦只要求因循前人的思想, 以華麗詞藻作出合乎格式的漂亮文章;不求有獨立思考、創新見解。
考生的實際見識和才學在八股文的要求下反而被忽略。
于是不少考生索性舍四書五經, 專門鉆研為應付考試而設, 稱為“帖括”的八股文范文選刻本。
當時一些人稱八股文為“敲門磚”, 意即考取功名后便可棄之如敝屣。
曾經有人將八股文與“鴉片”、“纏足”并列, 認為是荼毒中國人的三大害。
晚清時力主廢除科舉的康有為與梁啟超兩師徒, 可算是一對才學與考試成績不相乎的典型例子。
梁啟超十二歲便入學成為秀才, 十七歲舉人, 被稱為神童, 算是科舉得意。
但梁啟超中舉后自認“帖括之外不知有所謂經史也”, 遇見康有為才發現原來自己一竅不通, 反而要拜老秀才康有為為師。
相反, 康有為書香世家, 家中有萬卷書樓, 年少已熟讀經史子集古今典籍。
雖然康有為名滿廣東南海, 但他十六歲成秀才, 獲貢生身分后卻是鄉試六試不售, 失意科場二十載。
三十六歲時方才時來運轉中舉人, 得以與徒弟梁啟超一同上京赴考, 會試最終能以首名及第成為會元, 高中進士。
影響
科舉制度在中國實行了超過一千三百年, 對中國以至東亞、世界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隋唐以后中國的社會結構、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 莫不受科舉的影響。
科舉原來目的是為政府從民間提拔人材。
相對于世襲、舉薦等選材制度, 科舉考試無疑是一種公平、公開及公正的方法。
最初東亞日本、韓國、越南均有效法中國舉行科舉, 越南科舉的廢除還要在中國之后。
十六至十七世紀, 歐洲傳教士在中國看見科舉取士制度, 在他們的游記中把它介紹到歐洲。
十八世紀時啟蒙運動中, 不少英國和法國思想家都推崇中國這種公平和公正的制度。
英國在十九世紀中至末期建立的公務員敘用方法, 規定政府文官通過定期的公開考試招取, 漸漸形成后來為歐美各國彷效的文官制度。
英國文官制所取的考試原則與方式與中國科舉十分相似, 很大程度是吸納了科舉的優點。
故此有人稱科舉是中國文明的第五大發明。
今天的考試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科舉制度的延續。
從宋代開始, 科舉便做到了不論出身、貧富皆可參加。
這樣不但大為擴寬了政府選拻人材的基礎, 還讓處于社會中下階層的知識份子, 有機會透過科考向社會上層流動。
這種政策對維持整體社會的穩定起了相當的作用。
明清兩朝的進士之中, 接近一半是祖上沒有讀書、或有讀書但未作官的“寒門”出身。
但只要他們能“一登龍門”, 便自然能“身價十倍”。
歷年來千萬莘莘學子, 俯首甘為孺子牛, 目的多亦不過希望能一舉成名, 光宗耀祖。
可以說, 科舉是一種攏絡、控制讀書人的有效方法, 以鞏固其統治。
科舉為中國歷朝發掘、培養了大量人材。
一千三百年間科舉產生的進士接近十萬, 舉人、秀才數以百萬。
當然其中并非全是有識之士, 但能過五關斬六將, 通過科考成進士者, 多數都非等閑之輩。
宋、明兩代以及清朝漢人的名臣能相、國家棟梁之中, 進士出身的占了絕大多數。
明朝英宗之后的慣例更是“非進士不進翰林, 非翰林不入內閣”, 科舉成為高級官員必經之路。
利瑪竇在明代中葉時到中國, 所見負責管治全國的士大夫階層, 便是由科舉制度所產生。
科舉對于知識的普及和民間的讀書風氣, 亦起了相當的推動作用。
雖然這種推動是出于一般人對功名的追求, 而不是對知識或靈性的渴望;但客觀上由于科舉入士成為了風尚, 中國的文風普遍得到了提高。
明清兩朝時, 中國的讀書人以秀才計, 大部份時間都不下五十萬人;把童生算在內則以百萬計。
當中除少數人能在仕途上更進一步外, 多數人都成為在各地生活的基層知識份子, 這樣對知識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
而且由于這些讀書人都是在相同制度下的產物, 學習的亦是相同“圣賢書”, 故此亦間接維持了中國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統一和向心力。
科舉所造成的惡劣影響主要在其考核的內容與考試形式。
由明代開始, 科舉的考試內容陷入僵化, 變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 反而不重考生的實際學識。
大部分讀書人為應科考, 思想漸被狹隘的四書五經、迂腐的八股文所朿?;無論是眼界、創造能力、獨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
大部份人以通過科考為讀書唯一目的, 讀書變成只為做官, 光宗耀祖。
另外科舉亦局限制了人材的出路。
唐宋八大家都是進士出身;但到了明清兩朝, 無論在文學創作、或各式技術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名家, 卻多數都失意于科場。
可以推想, 科舉制度為政府發掘人材的同時;亦埋沒了民間在其他各方面的杰出人物;百年以來, 多少各式菁英被困科場, 虛耗光陰。
明清以來中國社會的因循自封、人材的奴化, 與科舉考試內容的朿?有著相負相承的關系。
就算在科舉被廢除以后, 它仍然在中國的社會中留下不少痕跡。
例如孫中山所創立的中華民國憲法中規定五權分立, 當中設有的“考試院”便是源出于中國的科舉考試傳統。
另外, 時至今日科舉的一些習慣仍然可以在中國大陸的高考中看見。
例如分省取錄、將考卷寫有考生身份信息的卷頭裝訂起來, 從而杜絕判卷人員和考生串通作弊、稱高考最高分者為狀元等等, 俱是科舉殘留的遺跡。
作弊及其防御
由于科舉考試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一生的富貴榮華, 因此不少人均企圖以作弊以在科舉中取得好成績。
最常見的作弊有三種, 一是賄買 (即賄賂主考官以獲取好成績)、二是夾帶考試經文 (帶書或抄錄于隨身物品中) 入內作弊、三是請人代考。
賄買
唐代武則天時代曾設立糊名的辦法, 遮掩考生的名字以減少批卷者認出撰卷人的機會, 這做法在宋代以后成為定例。
同時又發明了謄錄的方式, 由專人抄錄考生的試卷并以抄本送往評級。
這樣批卷者連辨認字跡也不能。
然而, 考生仍可與考官約定, 以特定的句子或字詞來作暗號, 即所謂“買通關節”。
為了減少這種可能, 自宋太宗起訂立了鎖院的制度。
每次考試的考官分正副多人, 俱為臨時委派, 以便互相監察。
當考官接到任命后, 便要同日進入貢院, 在考試結朿發榜前不得離開;亦不得接見賓客。
如果考官要從外地到境監考, 在進入本省境后亦不得接見客人。
賄買若然被揭發, 行賄受賄者都可能被處死;而同場的考官亦可能被牽連受罰。
清代入關初期便曾發生了丁酉案(順治十四年), 順天, 江南, 河南, 山東, 山西五闈弊案, 最后以江南闈十六房主考全部斬立決, 數百名舉人在滿兵夾帶下重考, 之后數十人被判死或貶徙尚陽堡寧古塔。
是為中國科舉史上最大的科場舞弊案, 一般認為這是滿族統治者以嚴刑酷法震撼漢族知識分子, 從而達到鞏固統治的目的。
夾帶
貢院內的號舍唐代的科舉考試已設有兵衛, 以阻止夾帶作弊。
宋朝起, 考試在貢院內進行, 貢院內考生之間是以墻壁隔開的, 稱為號舍。
考生不可以喧嘩、離場, 以防止傳卷或傳話。
但是夾帶經文這作弊方法始終是屢禁不止, 層出不窮。
常見的方法有將經文藏在衣服鞋襪里, 或索性密寫在衣物、身體上。
其他各式隨身物品, 包括文具、食品、蠟燭等等都曾被用作夾帶。
明清的科舉保安十分嚴格, 要求達到“片紙只字皆不得帶入試場”的程度。
除了在進場前由兵衛仔細搜查外, 乾隆時更曾下詔詳細限定考生帶入場各式物品的規格。
例如:硯臺、木炭、糕點的大小厚度;水壺、燭臺的用料;以至毛筆、籃子的款式都有明限。
此外對檢舉夾帶者有賞格, 被發現者除了取消資格外, 更要帶枷示眾。
但科場舞弊始終未曾徹底有效地受到打擊。
有傳說指一次會試中有舉人把夾帶的書本掉在地上, 奉旨檢查的親王卻為他掩飾, 說:“何以攜帳簿入場!”
代考
代考在唐朝時頗為常見。
為了防止代考, 需要考生提供詳細的體貌特征的履歷。
進場前考官會根據履歷驗明考生的身分。
武舉
唐代武則天始創選拔武將的武舉考試。
至清朝時改稱武科。
歷史上武舉一共進行過約五百次。
相對于文科舉, 武科舉較為不受重視。
歷朝的武舉時而被廢, 時而恢復。
而武舉出身的地位亦低于文科出身的進士。
唐代的武舉主要考舉重、騎射、步射、馬槍等技術;此外對考生外相貌亦有要求, 要“軀干雄偉、可以為將帥者”。
宋代時規定武舉不能只有武力, 要“副之策略”, 問孫吳兵法等。
到了明朝時更改為“先之以謀略, 次之以武藝”, 如果在答策的筆試中不及格, 不能參考武試。
初期的筆試考三題, 試策兩題, 另一題論考四書。
后來四書的題目改為默寫武經。
武試則最少要求騎射九矢中三, 步射九矢中五。
至清朝時, 改為先試馬步射, 馬射二回六矢, 中三為合。
步射九矢中五為合。
之后比并力氣, 包括拉硬弓、舞刀、舉石。
弓分八、十、十二力;刀分八十、一百、百二斤;石分二百、二百五十、三百斤。
合格者才考筆試。
宋以前并沒有“武狀元”之設。
首名武狀元產生于宋神宗時, 為福建人薛奕, 后與西夏作戰時戰死。
歷史上著名由武舉出身的武將尚有唐代的郭子儀(唐玄宗開元初年武舉異等), 明代戚繼光(明世宗嘉靖年武進士), 北宋徐徽言(文進士出身, 后棄文習武, 徽宗授武狀元)等等。
中國以外的科舉制度
受中國文化的影響, 歷史上其他一些周邊的國家除了有學子赴中國參加科舉考試外, 也在本國設立科舉制度。
越南
越南的科舉制度, 始自于1075年始, 至1919年止, 是全世界科舉制度最晚廢除的國家。
越南的科舉制, 最早始于李朝的仁宗太寧元年(1075年), 但李朝的科舉制一共只舉行四次, 人數也較少, 未產生較大影響。
其后陳朝太宗建中八年(1232年)時, 再度實行科舉, 其施行方式, 是設立太學, 由太學生參與考試, 來取得進士資格。
其后為了擴大科舉取士, 陳朝睿宗于隆慶二年(1314年)正式創立進士科,
1949年12月23日, 中國人民政府政務院正式規定:5月4日為中國青年節。
取消職業資格許可認證67項
國務院日前正式發文, 取消和下放58項行政審批項目, 取消67項職業資格許可和認定事項, 取消19項評比達標表彰項目, 將82項工商登記前置審批事項調整或明確為后置審批。
其中, 曾被譽為最貴職業資格證書的保薦代表人資格許可被正式取消。
一、取消的專業技術人員職業資格許可和認定事項(共計26項, 其中準入類14項, 水平評價類12項)
1 土地估價師資格
2 機動車駕駛員培訓機構教學負責人、機動車駕駛員培訓結業考核人員從業資格
3 公路水運工程試驗檢測人員資格
4 理貨人員從業資格
5 水土保持監測人員上崗資格
6 拍賣行業從業人員資格
7 機械工業質量管理咨詢師
8 機械工業標準復核人員資格
9 機械工業企業標準化人員資格
10 出入境檢驗檢疫報檢員資格
11 外國證券類機構駐華代表機構首席代表資格核準
12 保薦代表人資
13 保險公司精算專業人員資格認可
14 保險公估機構高級管理人員任職資格核準
15 注冊企業培訓師
16 中國職業經理人
17 商業企業價格人員崗位資格行業認證
18 機械工業企業價格人員崗位資格行業認證
19 建設項目水資源論證上崗資格
20 內部審計人員崗位資格
21 特許經營管理師
22 QC小組活動診斷師
23 機械工業質量管理獎評審員
24 知識產權管理工程師
25 金融理財師
26 國際金融理財師
二、取消的技能人員職業資格許可和認定事項(共計41項, 其中準入類1項, 水平評價類40項)
1 中央儲備糧保管、檢驗、防治人員資格認定
2 長途電話交換機務員
3 市內電話交換機務員
4 郵電業務營銷員
5 割草機操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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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從清政府手中奪得軍政大權之后, 依靠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支持, 利用名存實亡的王朝和手中的北洋力量, 對革命派又“打”, 又“拉”, 交替使用武力威脅和政治欺騙的兩手, 一方面指揮北洋軍攻陷漢口、漢陽、炮轟武昌, 但又不下令攻占武昌, 對革命派施加強大的軍事壓力;另一方面指使親信劉承恩寫信給黎元洪進行“和平”試探, 聲稱如能承認“立憲”, 兩軍即可停戰。
這時帝國主義, 也出面進行斡旋, 11月30日, 英駐華公使朱爾典命令英駐漢口領事出面, 向湖北軍政府轉達三項“議和”條件,
?。?) 雙方即日停戰。
?。?) 清帝退位。
?。?) 舉袁世凱為大總統。
并對革命派施加壓力, (4) 極力引誘和脅迫革命黨人與袁“和談”。
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袁的威脅利誘下, 卷入革命洪流的立憲派、舊官僚, 也加緊進行破壞活動, 竊奪湖北軍政大權的舊官僚黎元洪、立憲派湯化龍, 與袁遙相呼應, 已經投靠袁的汪精衛意以北大盟會領導人的身份致書袁世凱“南北聯合, 要求清帝遜位, 擬舉袁公為臨時大總統”。
一部分資革命黨人此時已模糊了革命目標, 意以為只要推翻清朝統治, 建立共和政體, 不論由袁或黎來擔任總統都不必計較。
他們試圖采取和平妥協的方法迅速取得廉價的“勝利”, 其目的是盡快結束革命, 以避免長期戰爭, 1911年12月初, 南方北方達成協議, 袁派唐紹信為議和大臣總代表, 與各省軍政府議和代表伍廷芳, 于1911年12月18日開始舉行和平談判。
當12月20日南北議和代表舉行第二次會議時, 駐上海的俄、英、美、日、法、德之間總領事會晤南北雙方首席代表, 以戰爭會“使外人的物質利益與安全遭受嚴重的危險”為借口, 要求雙方“必須盡速達成和解, 以中止現在之沖突”, 其實質是壓革命派投降。
在談判中, 唐代表袁聲稱, 只承認君主立憲, 不同意民主共和, 伍廷芳聲明, 談判必須以承認共和為前提, 但暗中告訴唐紹儀, 只要袁反正, 逼清帝退位, 就可以被舉為大總統。
雙方討價還價的結果, 達成了妥協的方案, 關于君主立憲與民主共和問題, 同意留待召開國會討論決定。
孫中山最初不愿妥協, 并反對南北議和, 他剛自國外回到上海時曾莊嚴聲明, “革命之目的不達, 無和議之可言”。
袁立即向革命派反撲, 故意制造“和議”破裂的假象以示威脅, 同時, 孫中山又受到立憲派、舊官僚和同盟會內部妥協勢力的強大壓力, 終于不得不表示自己當臨時大總統是“暫時承乏”, 將“虛位以待袁”。
當孫中山于1912年元旦就任臨時大總統時, 袁深恐孫“虛位以待”的諾言不能實現, 指使部將馮國璋、段祺瑞等通電反對議和, 聲明堅持君主立憲, 發出“誓死抵抗”的叫囂, 并撤銷唐紹儀的議和代表資格, 故意制造決裂的姿態, 逼迫革命派退讓, 孫中山立即給予回擊, 于1912年1月11日, 親自督師北伐, 并制定了六路北伐的計劃, 北伐軍初戰告捷, 在安徽、河南、湖北戰場上都取得了一些勝利, 在此緊急關頭, 帝國主義公開出面干涉。
軍事上, 列強的軍艦在長江示威, 并阻止革命軍在大連登陸, 駐北京的外國使團蠻橫宣布不準在京奉鐵路兩側十里內戰斗, 俄、日、兩國分別增兵東北和內蒙。
外交上:列強相約不承認孫中山所組織的南京臨時政府, 宣稱必須由袁世凱出來“統一南北, 他們才承認中華民國。
財政上:帝國主義對南京臨時政府嚴加封鎖, 帝國主義除拒絕貸款給南京臨時政府外, 還施行總稅務司代收關稅代付債款的辦法。
直接控制全部海關關稅, 使南京臨時政府無法取得關稅來克服財政上的困難。
這時, 革命派內部彌漫著一片妥協氣氛。
黃興主張化敵為友, 只要袁傾向革命, 即選其為總統。
章炳麟錯誤地提出了“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的主張。
汪精衛惡毒攻擊孫中山不贊成議和是“舍不得總統的職位”, “貪戀祿位”, 而混入革命陣營的黎元洪則致函袁, 希望他來“共扶大義”。
他們還危言聳聽地宣揚如果不把政權交給袁, 帝國主義就要干涉, 帝國主義一旦干涉, 中國便有亡國滅種的危險。
在這種情況下, 孫中山于1912年1月22日, 再次被迫聲明, 只要清帝退位, 袁世凱贊成共和, 自己就立即辭職, 讓袁當臨時大總統, 和談終于達成了革命黨人同意讓出政權, 袁同意宣布贊成“共和”, 逼清帝退位的協議。
以上就是“中央正式宣布取消中考(2023取消中考真的假的)”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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